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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物见史必赢亚州:明代青花瓷为何有阿拉伯文与波斯文装饰

2019年8月27日 - 美术艺术
透物见史必赢亚州:明代青花瓷为何有阿拉伯文与波斯文装饰

123. 元明青花瓷

123. 元明青花瓷

青花瓷产生于唐,成熟于元末,而明代以后为全盛期。唐代河南巩县呈青色花纹的瓷器,可视为青花瓷的滥觞。元末青花瓷的烧造发展成熟,以景德镇浮梁瓷局产品著称,是应宫廷对外交往需要而兴的瓷器新品种,明代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下西洋持续近30年,所到之处,大多是伊斯兰文明流行的区域。下西洋带回了“苏麻离青”,海外钴料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达到了烧造的高峰
“开一代未有之奇”,受西亚金、银、铜器的影响在造型上,出现了许多新增的器型,如八角烛台、花浇、天球瓶等,具有浓厚的伊斯兰风格,或仿西亚金属等器皿器型生产的。成化年间,进口钴料用竭,国产钴料的大量使用带来了民窑青花瓷发展的契机,青花瓷逐渐形成了中国瓷器的主流。晚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进入大发展时期,西方航海东来,明朝在漳州月港开海,在澳门开埠,青花瓷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独步世界,传播到亚、非、欧、美。

阿拉伯书法也是永宣青花瓷上的装饰题材之一,它通过点线的搭配和变化无穷的组合,布局跌宕起伏,具有流畅的韵律美。青花卧足碗、青花无挡尊和前面提到的青花折沿大盘等器物上均以阿拉伯文作为装饰,是这一时期富有代表牲的作品。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正德时期饰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的瓷器有20余件,国外博物馆亦有类似的收藏。而以八思巴文署四字年款则为明代各朝御窑瓷器上所独见。这些独有的文化符号,一直是学者热衷讨论的学术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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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的杰出航海家郑和,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间7次“下西洋”,从阿拉伯国家带回了大量的“苏麻离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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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样、毛口者体虽薄,色白且润,尤佳,其价低,于定。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大者、足素者,欠润。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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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食窑”作如是评价的士人想必不会对源自“大食窑”技术的“景泰蓝”有更好的看法。因为,此类具有浓郁异域风格的器物不符合生长于农耕文化氛围中士绅们的审美习惯。

正如英国著名古陶瓷学者哈里·加纳所说,“中国陶瓷史表明,
在特定时期里处于支配地位的宗教能对瓷器生产施加影响。”青花瓷代表了明代瓷器制作的最高水平。白地蓝花的装饰效果寓意纯洁、高尚、凝重,非常适合穆斯林的审美需求。透物见人,透物见史,也许就是观者最大的乐趣和享受吧。

3.青花瓷与伊斯兰教地区交流的背景

明正德(1506—1521年)时期,处于15世纪与16世纪之交,是明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分水岭,即明代社会开始由之前的保守、沉闷逐渐走向革新、活跃,这决定了正德朝也是明代景德镇御窑瓷器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点。这个转折,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青花瓷器,已成正德朝御窑瓷器中的大宗产品,所用青料有所改变。二是在器型上,逐渐摆脱了成化、弘治朝御窑瓷器胎体轻薄、造型较少、装饰疏朗等特点,而变得器物胎体趋于厚重、造型逐渐增多、装饰偏向繁缛等。比如正德朝御窑瓷器品种多达20多个,少于成化朝,但多于弘治朝,其中尤以孔雀绿釉青花、素三彩、孔雀绿釉瓷等取得的成就最高、最受人注目。在造型上,正德朝也比成化、弘治朝御窑青花瓷器丰富得多,因社会需求烧造的书房、客厅用器和寺庙供用的瓷器明显增多,比如烛台、笔架、插屏,也有绣墩、渣斗、叠盒等。

另一种是在河北某地的钴硫化物矿与黄铜矿伴生矿区偶然获得。

这是一件明正德年间的青花烛台。烛台很复杂,由四部分组成,最上端为蜡烛插口,外壁绘如意云头纹;其下为烛台细长支柱,中部绘圆形开光,开光内书写阿拉伯文,上下分别绘勾莲花枝纹及菱形纹。再下为承托圆盘,也绘如意云头纹;最下端为喇叭形台座,也绘圆形开光,开光内书写阿拉伯文,开光上下分别绘勾莲花枝纹及菱形纹。烛台上的阿拉伯文与传统纹饰,表现出阿拉伯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交融。

穆斯林向来比较重视天文学和数学,随着农业和航海发展的需要,其天文学更发达。数学又与天文学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阿拉伯的数学也发展到了较高水平。他们创立的几何形装饰体系显示出对数学抽象思维的喜好与理解。从青花瓷的造型到装饰,几何形的排列几乎无所不在。在图形方面常见的有八角星系列、变体图形、六角、五角、三角、棱形、圆形、八方、六方、棋盘格、工字等等。

明朝是伊斯兰教在中国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回族在我国最终形成的时期。明政府对伊斯兰文化的积极态度,郑和下西洋与伊斯兰世界的广泛联系,使得双方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盛况。从这个角度看,明瓷中伊斯兰因素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自唐至明数百年间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文化交流的结晶。

一种是商人从中亚或甘肃等地获得,经丝绸之路传入;

而更值得深思的是,正德时的青花瓷为什么会有特殊的阿拉伯文与波斯文的装饰?这些装饰背后又有着怎样深远的文化联想?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器,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瓷坯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

青花瓷的出现是中国瓷器生产传统的重大转变。宋代以来的丝绸之路上,商人从伊斯兰地区的心脏地带,将钴蓝色料运到中国,这就是著名的“苏麻离青”。元代末期的工匠开始用它绘饰瓷器,这让中国境内与国际市场,引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变革。新瓷器风格的创造与成功,表明了中国与西亚长距离的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时代,人类已知的“寰宇”结合成一个世界性的体系。虽然元青花瓷已经能够批量生产,但明代才将青花瓷确定为宫廷用瓷,并指定景德镇御窑厂专门烧造。青花瓷艺术在明代发展成熟,也在同一时期成为出口贸易瓷的大宗,在海外开疆拓土,影响深远。其中明永宣青花以其异域风格的造型、浓重明艳的呈色、超凡脱俗的纹饰,被后人赞誉为“发旷古之未有,开一代之奇葩”。中国陶匠为伊斯兰客户制作青花瓷,西南亚陶匠仿制中国的青花瓷。两大文化传统万里相逢,彼此激荡,到了正德年间水乳交融。

青花瓷器早期所用颜料大都是产于阿拉伯——伊斯兰地区。青花颜料是烧制青花瓷器的着色剂,不同的钴料,因呈色差异而直接影响青花瓷器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效果。

明代瓷器以阿拉伯文、波斯文为饰始见于永乐青花,但直到正德时期,才将大段《古兰经》箴言、圣训格言等字句,题写在器物上,具有宣扬宗教的意味。这反映了当时伊斯兰教的社会影响,
当然也与明武宗朱厚照尊崇“清真”习俗有关。这类青花瓷器造型不同于明永宣时期仿伊斯兰造型瓷器,具有典型的中原器物风格。瓷器上大多书写“大明正德年制”官窑年款,属官窑器物。而永宣时期御器厂生产的饰有伊斯兰纹样的器物,虽为官窑生产,但器物上均无本朝年款。

“苏麻离青”在高温中烧成,发色深蓝苍翠,产生自然晕散的料晕,浓处有黑色结晶斑,闪烁着宝石光泽,色浓处深入胎骨,形成凝聚的结晶点,立体感非常强,用手抚模,有凸凹不平之感。由于“苏麻离青”料所具有的不可模仿的得天独厚的特点,在元中期至明早期的官窑生产中广泛使用。

和这件烛台同时展出的还有一件明正德的青花圆盖盒。盒外饰有8个圆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字,汉译为“实属美品,它的精美工艺在信仰中生辉”。器底书“大明正德年制”。明正德瓷器上的阿拉伯、波斯文字多被书写在菱形或正方形或者圆形开光体构图内部,以使所书写的伊斯兰教教义醒目突出。

《江西省大志·陶书》载——

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院藏传世瓷器对比展”是一个系列展,侧重于将明清不同时期的故宫标准瓷器与景德镇出土的同一时期的瓷器残片进行精细对比,使观者可以有更为直观的收获。正在举办的恰恰是弘治、正德朝的瓷器对比。

元代开始,中国与西域世界的主要交流对象是阿拉伯——伊斯兰地区,交流的主打产品往往是通过青花瓷来完成的。由郑和下西洋开创的明初海陆朝贡贸易体系,更是将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到极致。青花瓷大量输出伊斯兰地区,得到那里上至君王及达官贵族,下到一般平民百姓的喜爱,早期景德镇青花瓷器的主流装饰风格就是为适应这一市场而设计的。而青花瓷器的输出海外,又促进了中外青花原料与技术的交流。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生产无论产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并且以其胎、釉的精细,青花的浓艳,造型的多样和纹饰的优美而负盛名,被称为是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中国青花瓷器,已牢固树立了在世界瓷器市场的霸主地位,并一次又一次地攀上了世界艺术殿堂的巅峰。

由于元代实行对外开放,许多阿拉伯人将阿拉伯地区的宝石、香料等通过丝绸之路运到中国,然后又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运到阿拉伯地区销售。当他们发现产于伊斯兰地区的“苏麻离青”料比青花瓷器的现用颜料更美观时,便将其带来中国试用。这一试便试出了中国青花瓷器的辉煌巅峰。

《格古要论》中的观点是元末明初士绅们对青花瓷的代表性评价,但是,这种评价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生变化。

“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隐隐桔皮纹起,冰裂鳝血纹者,几与官、汝窑敌。即暗花者、红花者、青花者,皆发古未有,为一代绝品。”

“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年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

4.青花瓷颜色中的伊斯兰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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