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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6日 - 音乐乐器

杨鸿年——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

中国乐器行业网 2011年5月3日

杨鸿年,男,生于1934年,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中国著名指挥家、教育家,并任国际童声合唱及表演艺术协会副主席和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指挥风格热情奔放、细腻入微,曲目范围广泛,表现力丰富。他独具一格的表演艺术以及他在训练合唱方面的技术与修养,深受国内外专家的一致钦佩,被国际上赞誉为“真正掌握合唱艺术奥秘的大师”。
鉴于杨鸿年教授的艺术成就,他连续三届被各国指挥推举为国际童声合唱及表演术协会副主席。他现任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常任指挥及艺术指导、中央音乐学院青年合唱团指挥、中央歌剧院合唱团客席指挥,同时兼任昆明交响乐团艺术指导、上海乐团客席指挥及日本大阪青少年交响乐团客席指挥,经常应邀到各地指挥交响音乐会、室内乐音乐会、合唱音乐会,是中国在国际上甚有影响的合唱指挥家。
他经常应邀率领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出国访问,足迹遍及美、日本、新加坡、奥地利、澳大利亚、意大利、瑞典、俄罗斯、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无不掀起高潮。1996年8月,他所指导的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在意大利第44届“圭多达莱佐”国际复调合唱比赛中一举获得四项大奖,打破了该比赛几十年来的历史记录。1997年任第五届国际童声合唱节节日合唱团总指挥。1999年5月他率领少年及女子合唱团赴莫斯科参加纪念普希金诞辰200周年国际艺术节,进行专场演出,荣获唯一特别奖。1999年7月他指挥新疆师范大学合唱团赴意大利参加第38届“赛格希兹”国际合唱比赛,又荣获混声组第一名,女声组第一名,男声组第一名三项大奖,成为我国在国际合唱比赛中获奖最多的指挥。

我幼时耳濡目染的是淳朴自然的民间音乐,后来接触到引人向善的合唱音乐,从此在心中埋下合唱的种子。语言是音乐风格的重要载体,我提出“音素中心部位处理法”,以有效适应合唱艺术共性规律的同时,突出不同合唱作品的风格个性。我所做的只是基础性工作,最终我们应建立起合唱指挥学、合唱训练学、合唱风格学、合唱语言学、合唱创编学以及合唱美学等一整套学科。在与孩子们一起荡漾在音乐海洋的同时,我完成中国第一本《童声合唱训练学》书稿和音像制品,这是我“从孩子们中来,到孩子们中去”的结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终身学术委员,曾任世界合唱理事会学术委员会主席、世界音乐教育促进会副主席。创编有《引子与托卡塔》等大量合唱作品,著有《合唱训练学》《童声合唱训练学》《乐队训练学》等。

  2016年获第九届世界合唱节童声组金奖,2017年获第六届中国童声合唱节最高组别D组金奖,2018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节童声组金奖……重庆大剧院爱乐童声合唱团自2012年成立以来屡获佳绩。2018年9月8日,在重庆大剧院爱乐童声合唱团的基础上,重庆首个爱乐少年合唱团成立。

优秀合唱作品往往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合唱就是在用纯美歌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如此优秀的童声合唱团是怎么诞生的?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童声合唱团6年来为重庆带来了什么变化?接下来又将如何发展?9月18日,重庆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重庆大剧院爱乐童声合唱团团长刘曼。

我与童声合唱结缘,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我从小就喜欢音乐,母亲会唱很多民歌,劳动时总是曲不离口,休息时也哼唱不断,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会用歌声倾诉自己的心声。我幼时耳濡目染的是淳朴自然的民间音乐,后来接触到引人向善的合唱音乐,从此在心中埋下合唱的种子。少年时期一位同学的母亲是钢琴教授,她发现我酷爱音乐便主动教我钢琴和作曲,一直供养我读上大学。“老师爱我,我爱孩子”,那时我就暗下决心,将来要培养更多孩子来报答老师。

  音乐教育必须从幼儿抓起

1983年,当时的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计划创建高水平少年合唱团,我有幸担任组建及教学工作,这个合唱团就是现在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前身。35年来,合唱团为祖国赢得很多荣誉,我也在从事这项极有意义的工作中获得幸福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重庆日报:您是什么时候萌生创办童声合唱团的想法呢?

未来属于孩子,这是我的信念。美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孩子们高尚的情操、正确的审美观以及团队精神。合唱团如同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用歌声将大爱的种子撒满人间。在国内,我们一开始就到贵州、广西为音乐教师演出,以推动边远地区国民音乐教育发展,也借此锻炼队伍,更是让孩子们懂得什么是“爱”。第一次访美期间,合唱团到一所养老院演出,一位老人在听了孩子们演唱后感动地说:“我们是被遗忘的一群人,而中国小朋友却把爱和温暖送到我们心里。”每当看到不同肤色、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孩子在台上共同讴歌和平与友谊的动人情景时,我总是禁不住流泪,看到他们我就看到美好的未来。

  刘曼:1995年我还在北京上学,在第一次欣赏到杨鸿年老师指挥的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合唱团的演出后,干净清亮的童声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童声给我的震撼就此留在了心里。2007年,我创办了自己的文化传媒公司,为重庆引进了不少具有国际水准的音乐会。与此同时,也让我意识到重庆急需音乐教育,而音乐教育必须从幼儿抓起,所以我决定回归自己最初的音乐教育专业,为重庆的儿童音乐基础教育尽一份绵薄之力。

少年强则国强。我在创建合唱团时曾说,“大家起点都是一样的,只要给予科学、优良的教育与训练,就能达到国际水平。”用最优秀的师资教育孩子是我们专业艺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1987年,合唱团第一次走出国门参加第三届国际童声合唱节演出,就获得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签署的“最高鉴赏证书”。如今,已培养近5000名热爱音乐的孩子,积累3000余首中外合唱精品,演出近千场,足迹遍及欧、亚、美等诸多国家,先后荣获30余个国际奖项。2017年在意大利参加欧洲最高水平的第六十五届圭多·达莱佐国际复调合唱比赛,战胜其他13个国家14个成人合唱团,赢得总冠军。这无疑是合唱团多年来坚持严格训练的成果,体现了“一切从孩子抓起”这个颠扑不破的道理。

  重庆日报:重庆大剧院爱乐童声合唱团成立初期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您是如何克服的?

习近平同志说过,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合唱团就是在用纯美的歌声讲好中国故事。优秀合唱作品往往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以歌声为纽带传播中国声音和中国故事常常最为直接有效。我们第一次应邀赴美国演出时,《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称赞合唱团是在“以悦耳动听的歌声传播友谊的种子”。我们应邀赴奥地利演出,时任总统基希施莱格及夫人特意从休假地赶来观看演出,听完音乐会后说:“这样好的音乐会应该让全维也纳人听到。”1996年赴意大利参加国际比赛时,当地一位近90岁的老奶奶说:“我这辈子有一个愿望,就是去一次中国,但没能实现。今天听到中国孩子们的歌声,也算了却了心愿。”——我们一次次在国际交流活动中深刻体会到音乐尤其合唱艺术的“桥梁”作用。1992年我与严良堃先生共同倡议举办中国国际合唱节,如今已举办14届,旨在进一步通过歌唱促进跨文化交流与传播。

  刘曼:刚成立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教学的系统化。重庆的儿童音乐教育基础相对薄弱,没有专业的音乐学院,也没有高水平的音乐人才。合唱团成立前,我专程去北京请教了中国交响乐团副团长黄越峰,他很支持我创办童声合唱团,并答应为我们派送专业的老师。我还考察了杨鸿年老师的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合唱团,学习他们的教学课程体系。这几年来,我利用假期时间跑遍了北京、上海、广州、台湾等地知名的儿童音乐培训机构,不断升级我们的教学方法。

具体到合唱研究和教学,我有一些心得愿和大家分享,比如歌唱艺术的核心之一是对音乐“语感”的培养。语言是音乐风格的重要载体,我提出“音素中心部位处理法”,以有效适应合唱艺术共性规律的同时,突出不同合唱作品的风格个性。演唱中,我们一般强调字头轻、字腹长、字尾收,但在实际处理作品时往往既要遵守语言发音规律,又要服从音乐形象需要,打破规律。通过大量不同风格的作品训练,孩子们就能感受到这些微妙而又丰富的差别。当我们的合唱团演唱不同国家经典作品时,常常被国际同行评价为“纯正的法国风格”“纯正的意大利风格”……这并不是因为孩子们准确掌握了每一种语音,而是因为从音乐角度去认识语言,把握住了音乐的语感。

  重庆日报:重庆爱乐少年合唱团的成立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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