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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改革家王安石行书书法【楞严经旨要】

2019年12月27日 - bwin必赢
北宋改革家王安石行书书法【楞严经旨要】

关于王安石,人们往往更加关注他作为政治家、文学家的一面,忽略他作为书法家的一面。王安石的书法虽然不能与北宋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齐名,但在当时有很高的评价。苏东坡称王安石书法乃是无法之法,不可学。米芾说王安石学杨凝式。黄山谷说王安石,比来士大夫,惟荆公有古人气质,而不端正,然笔间甚遒。明项元汴跋《楞严经旨要》中说:荆公凡作字,率多姿墨疾书。初末尝略经意,惟达其辞而已。然使积学尽力莫能到。评书者谓得晋唐人用笔法,美而不妖艳,瘦而不枯瘁。黄庭坚云:荆公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肃散简远,如高人胜士,敝衣败履,行乎大车驷马之间,而目光在牛背。

内容提要:王安石书法师承杨凝式,而杨凝式书法是很适宜题壁的一种,故王安石一生的诸多题壁活动似有所解。一、被妖魔化的王安石由于党同伐异的缘故,有关王安石最原始的资料或有意“遗失”,或极尽扭曲,但把这些零散的历史记忆串联起来,并将主观色彩尽可能地删除,之后我们会发现,王安石不仅在政治上、文化上多有成就和贡献。二、较为客观的书法评价王安石的书法也常被政敌拿来说事,用来影射他政治上的一些躁急措施。三、“忙”不能成为王安石书法的特点关于王安石书法的特点,史上最常见的评议是一个“忙”字。四、王安石书法的传承苏轼、张邦基等人均以为王安石书法得之杨凝式,让我们看看杨凝式的书法特点:杨凝式,这位生活于五代时期的大书法家,可称得上题壁书法的大师。

王安石(1021-1086)

 唐代书家从晋人手中接过“高蹈、飘逸”的大旗,经过自己艰难的跋涉,终于把自己博大严谨的形象——法,塑到中国书艺的巅顶。
宋代的“苏、黄、米、蔡”,不愧为唐人的肖子,他们没有呆板地去摹仿,取法于唐而又别于唐,他们大都具备文学家敏锐的艺术直觉,将自己飞飏的气度,凝于毫端,泻于绢帛。确立了宋代趣味迥然的“尚意”风格。王安石传世墨迹有行书《楞严经旨要》等。苏东坡称其书“无法之法,然不可学”。米芾说他学杨凝式,黄山谷说“比来士大夫,惟荆公有古人气质,而不端正,然笔间甚遒”。明项元汴跋《楞严经旨要》中说:“(荆公)凡作字,率多姿墨疾书。初末尝略经意,惟达其辞而已。然使积学尽力莫能到。评书者谓得晋唐人用笔法,美而不妖艳,瘦而不枯瘁。黄庭坚云:荆公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肃散简远,如高人胜士,敝衣败履,行乎大车驷马之间,而目光在牛背”。

杨凝式;黄庭坚;王安石书法;王荆公;中华书局;真迹;仆从;山谷;书写;丑化

 
字介甫、半山,号半山老人,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苏东坡称其书“无法之法,然不可学”。米芾说他学杨凝式,黄山谷说“比来士大夫,惟荆公有古人气质,而不端正,然笔间甚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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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行书楞严经旨要》卷 纸本 29.9×119cm 上海博物馆藏
《行书楞严经旨要卷》为王安石去世前一年亲自校正楞严经卷文字。自署
余归锺山,道原假楞严本,手自校正,刻之寺中,时元丰八年(1085)四月十一日临川王安石稽首敬书
。作者时年六十五岁。卷后有南宋牟献之,元王蒙,明项元汴、周诗题跋。曾经元陈惟寅,明项元汴、曹溶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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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过从帖》 纸本行书 26×32.1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亦称《奉见帖》,乃王安石的一则尺牍,共6行,41字。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等都有著录。
释文:
安石启 过从谓必得奉见 承书示 乃知违豫 又不敢谒见 唯祈将理 以副颂盼 不宣
安石上 通判比部阁下
【转帖】
王安石,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21-1086),年66岁。江西临川(抚州市)人,字介甫,号半山,庆历进士。嘉祐三年(1058)上万言书,力主变法。神宗熙宁二年(1069),官至参知政事,拜相,行新政。熙宁九年(1076)罢相,退居南京,封荆国公,追封舒王。由于他力主改革,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但王安石之时,封建社会已经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他的改革最终也失败了。
对于王安石的书法,也如对待他的变法一样,时人与后人有许多评论。苏东坡认为他的书法得无法之法,但是不可以学,其原因就是他没有法。这应该是一个很精深的见解,内涵的确十分丰富,但哲理味浓了些,显得语焉不详。黄庭坚认为他的字学的是东晋的王濛,书法奇古,像晋宋间人的笔墨,又说他的书法多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萧散简远,神采飞扬,好比高人胜士,虽然敝衣败履,但走在大车驷马之间,而目光炯炯,总与平常人不同。米芾则说王安石的书法学的是五代时的杨凝式,而且颇为自负地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更另有一番见解,他说王安石的书法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人称之为横风疾雨,黄庭坚说是学王濛,米芾说是学的杨凝式。对于王安石的书法渊源,还有另一些说法,归纳起来,约有下列几点:一是王安石的书法由笔底自然生发,多率意而作;二是像晋宋间人的笔墨,风度俊逸,飘飘不凡,格调很高;三是在书法渊源上众说纷纭,难究其根。读一读《王文公集》,我们会对以上三点有更深切的感受。“但疑技巧有天得,不必强勉方通神”,这是他艺术观的最直接的表露,他是多么否定强勉,否定七拼八凑而强调着天然浑成!“战罢两奁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成”,看来他是不能参加围棋比赛的,因为他根本不把输赢放在心里,其个性又是何等潇洒!
行书《过从帖》,是王安石给一位通判的复函,纵26厘米,横32.1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文不见于《王文公集》,体裁属“启”或“书”,但文字过于简略,内容难于确考。揣其文意约略可知,这位通判遇到了意外之事而又犹豫不决,王安石则请他好自为之。
王安石书法行笔大都很快,明人赵宧光甚至说:写字不可急促,而王安石的书法却都像在大忙中作,不知道此公竟会如此之忙?但《过从帖》用笔却沉稳有力,笔笔到位、尽味,而节奏也较缓慢,没有丝毫忙字可言。其字重心一般落在右下方,做到了稳中有势,而纵列,除“阁下”两字外,明显右倾而左偏,确有横风疾雨之妙。书风类颜,而杨凝式是取法于颜的,因此米芾道其取法于杨凝式,这是从王安石的书法中体察到了笔法神髓的缘故。但从王安石的《吴长文新得颜公坏碑》一诗来看,王安石对颜真卿其人其字是推崇备至的,因此王安石受过杨凝式的影响,也一定更受过颜真卿的影响。北宋书坛尚意,作为一代书风的代表者苏、黄、米都尚意,除米芾对颜真卿稍有微辞之外,在本质上都推崇颜真卿,而推崇颜真卿也都在于“颜公变法出新意”。当然,尚意书风在北宋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多方面原因,而变革的时代之风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王安石这位改革的倡导者,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而雄视千古,作为书家,也开了风气之先。正是有了他的开启先河,才有苏黄米的直挂云帆,因此这帧有横风疾雨之妙的《过从帖》是弥足珍贵的。

关于王安石,人们往往更加关注他作为政治家、文学家的一面,忽略他作为书法家的一面。王安石的书法虽然不能与北宋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齐名,但在当时有很高的评价。《宣和书谱》记载王安石“凡作行字,率多淡墨疾书”,“美而不夭饶,秀而不枯瘁”。同时代的书法家黄庭坚也评价说:“荆公书法奇古,似晋宋间人笔墨。”王安石去世前一年亲书唯一的传世作品《愣严经指要》(收藏在上海博物馆),每个字仅如指尖。字体接近楷书而稍带行书笔意,墨色淡雅,点画清劲,通篇布局有“横风疾雨”之势,虽然行与行之间很紧密,少有空白的地方,但并无缭乱的感觉。如果仔细品尝作者的用笔,看起来好像漫不经意,而闲和的韵味就在锋毫中露出来,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罢相后,生活处于一种安逸舒适的状态,成就了休闲之中一代名相书法家的美名。

内容提要:王安石书法师承杨凝式,而杨凝式书法是很适宜题壁的一种,故王安石一生的诸多题壁活动似有所解。题壁具有公开展示的特性,必定对书写者的才气、书法的质量有较高的要求,若采信历史传流下来的“躁进说”,则很多现象均无法解释。结党营私、文人相轻,掩盖了许多历史的真相,但中国历史留下最多的曲解似乎都堆在了王安石身上,诋毁之、丑化之,极尽鞭笞之能事,并销毁可能遗存的一切真实痕迹,进行之彻底、持续之长久,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非常奇特的事件。

黄庭坚总结了王安石书法的几个特点:一则“奇古”,二则不循法度,字里行间透露出是荆公书法的赏音者。李之仪(1048—1128)《姑溪题跋》卷一有三则关涉黄庭坚与王安石书法关系的议论:《跋苏黄陈书》:“鲁直晚喜荆公行笔,其得意处往往不能真赝。”《跋山谷书摩诘诗》:“鲁直此字,又云比他所作为胜。盖尝自赞以谓得王荆公笔法,自是行笔既尔,故自为成特之语。至荆公飘逸纵横,略无凝滞,脱去前人一律而讫能传世,恐鲁直未易也。”《跋荆国公书》:“鲁直尝谓,学颜鲁公者,务其行笔持重,开拓位置取其似是而已。独荆公书得其骨,君谟书得其肉。君谟喜书多学,意尝规摹,而荆公则固未尝学也。然其运笔如插两翼,凌轹于霜空鵰鶚之后。”

关 键 词:王安石/杨凝式/书法/传承/题壁

黄庭坚摹拟王安石书法,达到乱真的程度;自谓得之于王安石;王安石得颜真卿真谛,但却以无意得之,其天分如此,从李之仪的评议中可以领会黄庭坚对王安石书法的赞赏态度。
蔡上翔引用张敬夫的观点似也可成为黄庭坚观点的注脚:“王丞相书初若不经意,细观其间,乃有晋宋间人用笔佳处。”“余喜藏王丞相字画,丞相于天下事,多凿以己意,顾于字画独能行其所无事。晚年所书,尤觉精到”。“荆公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萧散简,如高人胜士,敝衣破履,行乎高车驷马之间,而目光已在乎牛背矣”。看似率意,实则高人一等,因其行事的有主见,故其书法也显露出独特的个性,这种个性是无法模拟的。

作者简介:刘金柱,男,河北清苑人,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思想文化史(河北
保定 0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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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有过人之处,可资以炫耀者,题壁行为一般较多,所以,一手飘逸的好字,是题壁的资本。王安石传世诗文中有大量的题壁之作,同时代的人及稍后的人也有很多王安石题壁故事记载。在考察其题壁现象的同时,不免令人联想到与书法的关系,虽然王安石的书法真迹基本绝灭,但据零散的文献记载,知其书法必定有值得圈点的地方。日本学者内山精也曾著文考述、辨析王安石的书法:王安石的书法真迹几乎没有流传,而且书法史也很少提到他的作品,主要原因是王安石身后很长一段时期对他的妖魔化宣传导向所致。在中国,讲究文如其人、书如其人,对书法的传统评价往往直接联系到对书法家的人物评价。南宋后,随着王安石声价的降低,收藏者由于安全和升值期望的考虑,必然会有选择性淘汰,所以,到南宋中期时,社会上就已经较少能见到王安石的书法真迹了[1]474-476。

王安石书法欣赏【楞严经旨要】行书4

一、被妖魔化的王安石

朱熹在认可张敬夫关于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的言论后,发起了议论:“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预,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虽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熹于是窃有惊焉。”该议论仍未脱“书如其人”的窠臼,荆公的德性与其书法难道真如所言“躁扰急迫”吗?在《题荆公帖》(四部丛刊本《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中,朱熹不免感咽再三:“先君子自少好学荆公书,家藏遗墨数纸,其伪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邓公志宏尝论之,以其学道于河雒,学文于元祐,而学书于荆舒,为不可晓者。今观此书,笔势翩翩,大抵与家藏者不异,恨不使先君见之,因感咽而书于后。”又言“熹家有先君子手书荆公此数诗。今观此卷,乃知其为临写本也。恐后数十年,未必有能辨者,略识于此”。“先君子”的酷爱与所言之“躁扰急迫”似乎难以理解,还是蔡上翔的考略言辞来得痛快:新安尝言先君子好学荆公书,至于再,至于三,且跋其帖曰:恨不令先君见之,因感咽而书于后。是其因论书宜甚爱荆公矣。及观于《跋韩魏公帖》,窃又怪其不可解。有数端焉:张敬夫言载于荆公书董史书录者,曰能行其所无事;又曰本不求工而萧散简远,今而曰皆如大忙中写,与前言何其戾也!夫昔人评书工拙,未有及于忙与暇者,即使斯言果出于敬夫之口,则亦为不知书甚矣。乃新安既以敬夫为戏言,而又以躁扰急迫以形其太忙之实,不知向言先君子学荆公书为何等书?抑将并学其太忙而不免同入于躁扰急迫乎?且又推及有关于人之德性,而己即因以自警,其与向时恨先君不及见,又何如其戾耶?夫写字太忙,本非可以论书法也。自敬夫倡之,新安和之,至用修遂以荆公书昔时见赏于人者一概抹杀,惟以敬夫此一言为诮,其可解乎?荆公固不以书法能否为轻重,尤不必以书法较能否,乃新安因跋魏公书,而及于荆公之躁扰急迫;用修因不直山谷论范文正公书,而及于荆公之本不解书,是皆不可以已乎?

由于党同伐异的缘故,有关王安石最原始的资料或有意“遗失”,或极尽扭曲,但把这些零散的历史记忆串联起来,并将主观色彩尽可能地删除,之后我们会发现,王安石不仅在政治上、文化上多有成就和贡献,而且隐约还可以感知这是一位人情、人性均很正常的智慧的历史人物。

对于王安石的书法,也如对待他的变法一样,时人与后人有许多评论。苏东坡认为他的书法“得无法之法”,但是不可以学,其原因就是他没有法。这应该是一个很精深的见解,内涵的确十分丰富,但哲理味浓了些,显得语焉不详。黄庭坚认为他的字学的是东晋的王濛,书法奇古,像晋宋间人的笔墨,又说他的书法多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萧散简远,神采飞扬,好比高人胜士,虽然敝衣败履,但走在大车驷马之间,而目光炯炯,总与平常人不同。米芾则说王安石的书法学的是五代时的杨凝式,而且颇为自负地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更另有一番见解,他说王安石的书法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人称之为横风疾雨,黄庭坚说是学王濛,米芾说是学的杨凝式。对于王安石的书法渊源,还有另一些说法,归纳起来,约有下列几点:一是王安石的书法由笔底自然生发,多率意而作;二是像晋宋间人的笔墨,风度俊逸,飘飘不凡,格调很高;三是在书法渊源上众说纷纭,难究其根。读一读《王文公集》,我们会对以上三点有更深切的感受。“但疑技巧有天得,不必强勉方通神”,这是他艺术观的最直接的表露,他是多么否定强勉,否定七拼八凑而强调着天然浑成!“战罢两奁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成”,看来他是不能参加围棋比赛的,因为他根本不把输赢放在心里,其个性又是何等潇洒!

历史上对王安石愈演愈烈的妖魔丑化可谓不遗余力,甚至涉及到生活细节的方方面面,姑论及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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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貌猥亵:古人讲表里如一,即言身体、服饰的整洁预示着身心的健康。朝廷百官面前的王安石不事清洁,衣服垢污,囚首丧面,虮虱毕现,如何率领朝纲、为人表率?如“不喜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2]154。如“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3]230-231。再如朝见时“虱自介甫襦领而上,直缘其须”[4]489。真若如此,不知王安石怎样步入朝纲、君臣共处、指点江山?个人修饰虽属于一己私事,但作为社会公共交往,得体是最基本的要求。诸多记述皆言王安石生活简率、不拘小节,言语之间多有贬损,皆可视为政敌之间的妖魔化攻击,绝非客观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大可不予理会。

王安石书法欣赏【楞严经旨要】行书1

行为草率:《避暑录话》云:“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5]2583《道山清话》云:“黄庭坚尝言:‘人心动则目动。’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6]2946此二记亦言荆公浮躁,心神不定。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皆显露奸臣模样。行为如此,文章亦然:“王荆公作文,落笔便古;王荆公论诗,开口便错。何也?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执,故琢字选词,迥不犹人。”[7]167因“天性拗执”,故遣词造句都“迥不犹人”,故“落笔便古”、“开口便错”。再以下棋为例,棋品之低劣,似印证了其人品的不健全。

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卷,纸本,29.9×119cm,上海博物馆藏。《楞严经旨要卷》为王安石去世前一年亲自校正楞严经卷文字。自署”余归锺山,道原假楞严本,手自校正,刻之寺中,时元丰八年(1085)四月十一日临川王安石稽首敬书”。作者时年六十五岁。卷后有南宋牟献之,元王蒙,明项元汴、周诗题跋。曾经元陈惟寅,明项元汴、曹溶鉴藏。

王安石诗有句云:“垂成忽破坏,中断俄连接。”[8]李壁注引《遁斋闲览》的攻击言辞如下:“荆公棋品殊下,每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其势将败,便敛之曰:‘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与叶致远敌手,尝赠叶诗,有‘垂成’、‘中断’之句。是知公棋不高。诗又云‘韩输’、‘误悔’,是又未能忘情于一时之得丧也。”敌者断章取义,仍套弄王安石遇事浮躁的谣传,所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皆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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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诗集中有多首咏棋的诗,从诗句中看得出,他不但精通棋艺,还常将棋理喻人生。若“北风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与君棋。明朝投局亦未晚,从此亦复不吟诗”(卷四十八《对棋呈道原》),特定的气候下,“清坐”、“投局”、忘我,模糊了时间界限,连饮酒赋诗都遗忘在脑后。卷四十一《棋》云:“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成。”李壁注云:舒王在钟山与道士棋。道士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无所争。故能入于不死不生。”公笑曰:“此特棋迷也。”怎么看也看不出他不爱棋、不懂棋①。

王安石书法欣赏【楞严经旨要】行书2

王安石不但爱棋、懂棋,还能从容自如,潇洒笑对输赢。卷四十二有《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李壁的注形象地再现了诗中的故事:荆公在钟山下棋时,薛门下与焉,赌梅花诗一首。薛败而不善诗,荆公为代作。今集中所谓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宦达,出知金陵,或者嘲之曰:“好笑当年薛乞儿,荆公坐上赌梅诗。而今又向江东去,奉劝先生莫下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赌梅诗输罚松声诗》亦记:“王文公居钟山,尝与薛处士棋,赌梅诗,输一首。”知棋亦荆公平常之消遣。

王安石书法真迹《楞严经旨要》回归祖国始末,《楞严经旨要》是作流传至近代,先由周氏收藏,周先生尝携之入台,欲出售于台北故宫,然斯时台北故宫无王安石真迹可作参证,难断其真伪,故拒之。台北乃专家云集之地,因其难断,周氏亦疑之,遂请书画大师张大千鉴定。张甫见,即出价五万美金欲购,为周所拒。周氏复携画抵美国,仍为人所疑,未售出。后辗转而落入王南屏之手。 1981年,艺术大师谢稚柳抵港讲学,王南屏乘机谓谢曰:“余可将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及《王文公文集》捐赠于上海博物馆,君可否助余将上海旧家所存留200件明清书画带至香港。”谢未便轻诺,归沪辄汇报于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沈虑之再三,觉此可行。唯虑所赠两件“国宝”为真迹耶,赝品耶?至于王南屏上海家中所存留书画,料其精品微薄,可放之出境。何也?因王南屏之父,尝捐赠73件精品于上海博物馆。《楞严经旨要》及《王文公文集》经谢稚柳初鉴,视为真迹。 1986年上海文化局,上海文管会,为使国宝回归祖国,联合向文化部上报《关于接受香港王南屏捐献宋代珍贵文物并允许落实政策的二百件明清书画运港的请示报告》。文化部复请示于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阅读报告,转呈于赵紫阳总理及姚依林副总理,经审,乃得通过。1985年2月,上海博物馆与海关人员共同将王南屏200件书画运抵深圳,王亦遣人持两件国宝抵圳,双方由之而交接清楚一应手续。国宝至此,终于回归祖国。《楞严经旨要》复经北京大批专家鉴定,一致定为真迹。1986年3月,上海博物馆特予举行国宝捐赠仪式。

政敌视变法为祸国殃民,变法的祸端是王安石的躁进,而王安石躁进的根源是其性格上的缺陷以及其阴险、晦暗的心理。前者可由书法、下棋等这些生活的细节末端相印证,而后者在王安石的衣饰方面暴露无遗,外表是内在的端现。从这两个层面攻击的依据其实是一个,即人的品质会体现在所有的细枝末节,所谓文如其人、书如其人,棋品如人品,以貌取人等,皆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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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行巽《王安石生活》述贡父因和安石论新法,不便,有一次曾出判泰州,有《题馆中壁》一首诗道:“壁门金阙倚天开,五见宫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沧海去,却从云气望蓬莱。”这首诗分明是对于在朝之人,似有不满的意思。安石见了,却夷然不以为意,并讽咏之,又写在扇子上面[9]68。从中可见其大度,其从善如流。

王安石书法欣赏【楞严经旨要】行书3

管成学《宋代的科技与改革初探》[10]389曾列举荆公同时代人的评语:刘世安:“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人素尊之。”“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不做执政为屈”。黄庭坚:“予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十)王严叟:“天下盛推王安石,以为必可致太平。”(《安阳集》《忠献韩魏王别录》)司马光:“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尽觉中肯可信。

王安石《过从帖》,纸本行书,26×32.1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亦称《奉见帖》,乃王安石的一则尺牍,共6行,41字。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等都有著录。释文:安石启
过从谓必得奉见 承书示 乃知违豫 又不敢谒见 唯祈将理 以副颂盼 不宣 安石上
通判比部阁下

王安石行书《过从帖》,是王安石给一位通判的复函,纵26厘米,横32.1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文不见于《王文公集》,体裁属“启”或“书”,但文字过于简略,内容难于确考。揣其文意约略可知,这位通判遇到了意外之事而又犹豫不决,王安石则请他好自为之。王安石书法行笔大都很快,明人赵宧光甚至说:写字不可急促,而王安石的书法却都像在大忙中作,不知道此公竟会如此之忙?但《过从帖》用笔却沉稳有力,笔笔到位、尽味,而节奏也较缓慢,没有丝毫忙字可言。其字重心一般落在右下方,做到了稳中有势,而纵列,除“阁下”两字外,明显右倾而左偏,确有横风疾雨之妙。书风类颜,而杨凝式是取法于颜的,因此米芾道其取法于杨凝式,这是从王安石的书法中体察到了笔法神髓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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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书法欣赏【过从帖】行书1

但从王安石的《吴长文新得颜公坏碑》一诗来看,王安石对颜真卿其人其字是推崇备至的,因此王安石受过杨凝式的影响,也一定更受过颜真卿的影响。北宋书坛尚意,作为一代书风的代表者苏、黄、米都尚意,除米芾对颜真卿稍有微辞之外,在本质上都推崇颜真卿,而推崇颜真卿也都在于“颜公变法出新意”。当然,尚意书风在北宋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多方面原因,而变革的时代之风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王安石这位改革的倡导者,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而雄视千古,作为书家,也开了风气之先。正是有了他的开启先河,才有苏黄米的直挂云帆,因此这帧有横风疾雨之妙的《过从帖》是弥足珍贵的。

【王安石的书法传承与题壁的关系分析】王安石书法师承杨凝式,而杨凝式书法是很适合题壁的一种,故王安石一生的诸多题壁似有所解。题壁具有公开展示的特性,必定对书写者的才气、书法的质量有较高的要求。结党营私、文人相轻,掩盖了许多历史的真相,但中国历史留下最多的曲解似乎都堆在王安石身上,诋毁之、丑化之,极尽鞭笞之能事,并销毁可能遗存的一切真实痕迹,进行之彻底、持续之长久,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非常奇特的事件。

书法有过人之处,可资以炫耀者,题壁行为一般较多,所以,一手飘逸的好字,是题壁的资本。王安石传世诗文中有大量的题壁之作,同时代的人及稍后的人也有很多王安石题壁故事记载。在考察其题壁现象的同时,不免令人联想到与书法的关系,虽然王安石的书法真迹基本绝灭,但据零散的文献记载,知其书法必定有值得圈点的地方。日本学者内山精也曾著文考述、辨析王安石的书法:王安石的书法真迹几乎没有流传,而且书法史也很少提到他的作品,主要原因是王安石身后很长一段时期对他的妖魔化宣传导向所致。在中国,讲究文如其人、书如其人,对书法的传统评价往往直接联系到对书法家的人物评价。南宋后,随着王安石声价的降低,收藏者由于安全和升值期望的考虑,必然会有选择性淘汰,所以,到南宋中期时,社会上就已经较少能见到王安石的书法真迹了。

王安石的书法常被政敌拿来说事,用来影射他政治上的一些躁急措施。若逆向思维,不妨做如是理解:凡光彩照人的一面都被尽可能涂黑、遮掩,正如所有政绩都被攻击为罪行一样,作为书法家的一面也被无情地贬斥、丑化了。《九九销夏录》有一则“字如其人”的评述:《黄文献公集》云:“温公《通鉴》书稿作字方整,未尝为纵逸之态,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书。”乌呼!此所以为司马温公也。蔡绦《铁围山丛谈》云:“王元泽奉诏为《三经义》,王丞相介甫为提举。《周礼新义》亲为笔削,政和中,吾得见之,笔迹如斜风细雨,诚介甫亲书。”乌呼!此所以为王荆公也。司马温公“作字方整”,王介甫“笔迹如斜风细雨”,“方整”即言规整,而“斜风细雨”不好理解,但“斜”、“细”云云,不外是讥讽其不够端庄、规整。

朱熹《题荆公帖》云:“熹家有先君子手书荆公此数诗。今观此卷,乃知其为临写本也。恐后数十年未必有能辨者,略识于此。”朱熹生活的年代,世上便少有王安石真迹流传,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书法没有流传的价值,正如内山精也所论,更多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消除影响的极致是扫除一切痕迹。“临写本”虽非真迹,但王安石书法的风貌尚可感知,此外,从王安石同时代人的评议中也可约略感知一二。

苏轼以之喻蔡君谟、杨风子,并感觉有佛经《法华经》的意趣:“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而黄庭坚在《跋王介甫帖》中则以为王安石书法超过苏轼:“余尝评东坡文字、言语,历劫赞扬有不能尽,所谓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者也。而此帖论刘敞侍读晚年文字,非东坡所及。螂蛆甘带,鸱鸦嗜鼠,端不虚语。”秦观在《论书帖》中虽评价不高,但却指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惟王荆公书有故人气,而不甚端遒。”难以理解何为“故人气”,是否是指缺少时代气息?若然,则仍是指责王安石不能与时人为伍,而“不甚端遒”,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人性、品德方面的喻指。张邦基《墨庄漫录》对王安石的书法做了较为专业的评点:“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黄鲁直谓学王濛,米元章谓学杨凝式,以余观之,乃天然如此。”所云“横风疾雨”与“斜风细雨”是何等关系?盖当时品评荆公书法类如此。这里的“天然如此”与苏轼的“无法之法”是一个意思。无论黄庭坚的奖誉,还是秦观的以人论书,总之还都在正常的学术评议范围,稍后则不免给人以政治攻击的感觉。【王安石书法的传承】苏轼、张邦基等人均以为王安石书法得之杨凝式,让我们看看杨凝式的书法特点:杨凝式,这位生活于五代时期的大书法家,可称得上题壁书法的大师。王安石学习他的书法,应该对其行为处世以及书写习性也多有偏爱。杨凝式有题壁之嗜好,而王安石也对题壁情有独钟。《旧五代史》杨凝式本传仅36字,所强调者即是题壁的特点:“凝式长于歌诗,善于笔札,洛川寺观蓝墙粉壁之上,题纪殆遍,时人以其纵诞,有‘风子’之号焉。”中华书局本案语用大量文字记述了杨凝式与题壁的关系,如“居洛,多遨游佛道祠,遇山水胜概,流连赏咏,有垣墙圭缺处,顾视引笔,且吟且书,若与神会”,“真迹今在都唐故大圣善寺胜果院东壁,字画尚完。……又广爱寺西律院有壁题云‘后岁六十九’,亦当是此年所题。此书凡两壁,行草大小甚多,真迹今存,但多漫暗,故无石刻”,“洛阳诸佛宫书迹至多,本朝兴国中,三川大寺刹,率多颓圮,翰墨所存无几,今有数壁存焉”,并辑录了杨凝式35岁、37岁、69岁、70岁、72岁、73岁、75岁直至81岁不同时期的题壁行为,可见其痴迷题壁是贯穿一生的,也正是由于一生持续不断的作为,才留下数量巨大的题壁作品,虽经历沧桑动乱,到宋代初年,仍能保存部分作品。

《宣和书谱》等典籍称杨凝式喜题壁,久居洛阳,好游佛寺道观,两百多寺院均有其壁书,风靡一时。寺院为能吸引杨凝式光顾,往往会投其所好,预先粉饰墙壁,摆放好笔墨、酒肴,专门等杨凝式来题咏。杨凝式自亦不负众望,“见壁上光洁可爱,即箕踞顾视……,书其壁尽方罢”(《洛阳缙绅旧闻记》)。《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冯吉“尝于龙门僧院,故杨凝式少师题壁处,书诗一绝云:‘少师真迹满僧居,直恐钟王亦不知。为报远公须爱惜,此书书后更无书。’其笔札遒丽,自成一家书”。以步少师之后尘为荣,冯吉当也是杨凝式题壁书法的推重者。

这则记载提出一个关联性问题:一、少师题壁真迹很多;二、“钟王”知否?给人的联想是“钟王”必定欲知、寻找杨凝式的书法真迹;而“钟王”的这种偏好必定是时人皆知的事。“钟王”者,王安石也。蔡上翔引襄阳米芾元章《书史》曰:杨凝式字景度,书天真烂漫,纵逸类颜鲁公争坐位帖。王安石少尝学之,人不知也。元丰六年,予始识荆公于钟山,语及此,公大赏叹曰:“无人知之。”其后与予书简,皆此等字。又海岳名言曰:“半山庄台上故多文公书,今不知存否?文公学杨凝式书,人鲜知之。”予语其故,公大赏其见鉴。

“王安石少尝学”杨凝式书,按米芾讲是鲜为人知的事。米芾与王安石在钟山谈话时曾经点破了这一点,王安石对此是认可的,并叹曰:“无人知之。”话由书法家米芾口中道出,应该是可信的。考略云:据此则米元章谓文公学杨凝式书,与山谷同。岂元章亦阿私所好耶?又谓半山庄台上多文公书,今不知存否?亦为文公薨后之言,岂元章亦献谀于地下之人耶?另一部宋人吴聿《观林诗话》也有记述:涪翁跋半山书云:“今世唯王荆公字得古人法,自杨虚白以来,一人而已。”杨虚白自云“浮世百年今过半,校他蘧瑗十年迟”者。荆公此二帖近之。往时李西台喜学书,题《杨少师题大字院壁后》云:“枯杉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台真能赏音者,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书数百字,未见赏音者。

“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书数百字,未见赏音者”,这与米芾“无人知之”的说法很接近,但定林寺壁有王安石的题壁文字则是不争的事实。

不妨比较一下发生在王安石和杨凝式身上的两则小故事。先看王安石,郑行巽的《王安石生活》追忆道:有一回,王巩去谒他,既退,见他骑驴出门,一卒牵之而行。巩问卒道:“你带相公往何处去呢?”卒道:“如其我在前,就听我走;如其我在后,就听驴走;或者相公要停,就停下了。停下以后,相公就或坐于松石之下,或休息于田野之家,或入寺。但是行时,总带着书去的。或骑在驴背上读,或在修习的时候读。至于食,则预先以囊盛饼十几块,相公食罢,就把剩下的给我;我食罢,就把剩下的喂驴。田野间人持饭饮献者,相公也为之食尽。所以相公骑驴出门,是无一定所在的。并且是很随意的。”

再看杨凝式,这位题壁大师级的人物,每天清晨起来外出,仆从问去处,杨凝式说:“向东去广爱寺。”仆从不赞成,说:“不如向西游览石壁寺。”杨凝式坚持己见:“还是去广爱寺。”仆从坚持游石壁寺,杨凝式无奈道:“那就游石壁寺。”竞屈从、迁就仆从的意见,信马由缰、随遇而安。仆从坚持必定有仆从的道理,这个道理料杨凝式心知肚明,难就难在杨凝式不点破、不忤逆,而是顺从了仆从的意愿。原因应与杨凝式的题壁癖好相关。抑或寺院熟知杨凝式这种性情和习惯,以他落笔挥墨、留下手迹为荣,特意将墙壁粉刷一新,为了能争取到杨凝式的来临,寺院未必做不出收买其仆从的勾当,分析仆从强迫主人的行为,不如此不能理解其用意。

王安石的牵驴卒也罢,杨凝式的仆从也罢,都是方向去从的决定性人物。二人的性情和行为多有相近,看来,王安石对杨凝式不仅喜爱、模拟其书法,连其行为亦加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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