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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农画作哪是真笔?哪是代笔?

2019年6月2日 - bwin必赢

古文、篆、隶三种字体拓本《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建于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刻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共约二十八碑立于河南洛阳,此经用古文、篆、隶三种不同字体刻写,因此我国书法史和汉字的演进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三体石经》也由此而得名。石曾佚,传世的拓本皆为宋人摹本。后在清代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洛阳东龙虎滩村的发掘出残石出土。1922年洛阳东大郊朱家古墩(距龙虎滩隔岸约二、三里)也发掘出三体石经巨石一方。

与金农同时代的张庚在《国朝画征续录》中称金工诗文、精鉴赏,年五十余,始从事于画,涉笔即古,脱尽画家之习,良由所见古迹多也。初写竹,继画梅、画马、写佛像。其布置花木,奇柯异叶,设色尤异,非复尘世间所睹,盖皆意为之,问之,则曰:贝多龙案之类也。金农本人60岁后也曾写出一批《题画记》,文笔清奇,出语不凡,故广为流传。观其记,使人们看到他不仅能画梅、竹,画马、画佛,且善写真。可谓从人物山水至花果园蔬,无一不能,无一不精。遂使世人对他大器晚成的绘画天才深信不疑,金农亦就一直以扬州八怪之首领,清代画坛的巨擘名垂画史。
与此同时,对金农画艺持相反看法者亦不乏其人。乾隆时期的俞蚊在他的《读画闲评》中云:钱扩金寿门树帜骚坛,声称藉甚。客居维扬,两峰师之。惟谦每作画乞其题咏,署名其上。时人遂争购之。其实寿门固未尝有片褚寸缣之作。而张浦山《画征录》得诸传闻之误也。俞在这里把话说得很绝,金农根本不曾作画,所传金画都系弟子罗聘代笔,而张庚在《画征录》中对金的评述纯系讹传。另一乾嘉时期的人文人谢堃在《书画所见录》中亦云:寿门之书,行楷实佳,直人唐人之室。至于梅竹,直不堪问。以谢之见,金似曾动笔画过梅竹,但水平是不堪问的。
金农的挚友杭世骏(按杭与金是同乡又是南屏诗社的同人,并于乾隆元年与金同赴北京应举鸿博,晚年亦客居扬州)在他的《道古堂诗集》中有一首《咏项均画梅歌》,先赞项均画梅不凡,可与华光比肩,接着说项偶然耽究作诗旨,屈首金髯称弟子。髯兮爱钱不动笔,均也甘心画不止。图成幅幅署髯名,浓墨刷字世便惊。诗中明确指出项因学诗拜金农为师。金爱钱不动笔,项心甘情愿为金代笔,在金以其风格独特的书法署款后,世人便趋之若鹜。
金农另一老友让山和尚对金作画之事有更为直率的评说。金农与其弟子罗聘合作卖画之事,让山早有所闻,金亡后,罗去杭州看他,罗于酒后认证了这些事。于是让山在为别人题跋金农的作品时,把这一段始末写上,并题诗一首:师借门生得画钱,门生画亦赖师传。两家互换称知己,被尔瞒人有十年。根据上述材料,有学者认为:俞蛟与谢堃都与金农无直接交往,其说恐有轻薄之嫌。杭世骏和让山异口同声地指出金不会画,所传画作为弟子项均、罗聘代笔。杭、让与金是挚友,绝不会在金死后于诗中刻薄故友,其实说到底金农这种设局瞒人的作法是玩世不恭的大游戏。在杭、让看来,死去的已成过去,活着的还年轻,要生存,故正本清源,为老友的弟子张目亦是顺理成章的。其实金本人在其题画记中亦多处提到为他代笔的学生,惟言多闪烁,如《自写真题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聘学诗于余,称人室弟子。又爱画,初仿余江路野梅,继而又学余人物蕃马,奇树窠石。笔端聪明,无毫末之舛焉。在这同一本《自写真题记》中,金对项均亦有一段长跋:项生均初以为友,尝相见于花前酒边也。一日将诗代贽,执弟子之礼游吾门。乃拜请曰:愿先生导且教之。其为诗简秀清妙,状其长身,如鹤之癯而高出一头也。
近学予画梅,梅格戍削,中有古意。有时为予作暗香疏影之态,以应四方求索者。虽鉴别若勾处士,亦不复辨识非予之残煤秃管也。嗟乎!前年得罗生聘,今年又得项生,共结诗画之缘也。前段题记我们或者可理解为:罗是金的诗弟子,又为金代笔作画,除梅花外,还代画人物、蕃马及树石。后段题记则明确地点出项为他代笔画梅花,且连勾处士之流的鉴赏家亦莫分辨。
如此看来,金农的画室实乃一书画作坊,即在金的督导下,由罗、项作画,金作诗题署,这类作品或可称师生的诗书画合壁。金何以在题记中唯独点出项为其代笔,自有其良苦用心。这与他的《自写真题记》的背景有关。在1759年,也就是金73岁时,大概受到老友汪士慎之死的震撼,感到来日无多,遂制作并题署了一批目写真分赠友人、弟子,语多怀旧、伤感。作为老师,金不为罗聘担心,倒是为项均这个性格与画风内向,又是他最偏爱的学生的前途有所忧虑,故留此伏笔,或可对其日后独立谋生之时不无补益。
金农传世画作代笔问题,张大千、徐邦达诸先生亦曾予以指出过,如此说来,金农有无亲笔画作传世?有论者指出,检视所有能够看到的金农题署、款印皆真的作品中,有一些显然不是弟子代笔而是他晚年的真笔,如题为73岁所作的《月华图》、74岁所作的《蕃马图》,画中造型生涩勉强,处处流露出一种力不从心的迹象。可惜这类画作流传甚寡,其因有二,一是金农本来画得就少;二是金的亲笔画与代笔画在质量上有天壤之别,当时的买家与后来的藏家被其代笔画所障眼,而未能充分注意甚而误会了这类亲笔画。
金农作为一个文人画家,尽管他的亲笔画技法生涩稚拙,但却是纯粹的文人画。中国传统美学一向给予文人画以特殊的标准和地位,因此对金画不可仅以技法论。应该看到,在这类稚拙的金画中充满了一种古朴天真的趣味,这也正是近代美学家所最推崇的真挚。
传世的金农画作,哪是代笔?哪是真笔?其庐山真面目不容易识别书法篇《三体石经》何人所书?
《三体石经》又称《正始石经》,建于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刻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共约二十八碑立于河南洛阳,是我国继东汉《熹平石经》后建立的第二部石经。此经用古文、篆、隶三种不同的字体刻写,因此在我国书法史和汉字的演进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体石经》也由此而得名。石曾佚,传世的拓本皆为宋人摹本。后在清代光绪二十一年洛阳东龙虎滩村发掘出残石出土。1922年洛阳东大郊朱家古墩(距龙虎滩隔岸约二、三里)也发掘出三体石经巨石一方,表里刻《尚书。无逸。君奭》及《春秋。僖公。文公》经文,正面存字34行,反面存字32行,为洛阳商人所购,后凿裂为二,损二十五字。在三种字体中,古文一体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北宋郭忠恕着《汗简》,引用《三体石经》古文有122
字,夏竦着《古文四声韵》,引用石经古文亦达114
字。但这些碑文出自谁人之手呢?历代学者众说不一。
一认为是出于汉魏间的着名书法家邯郸淳之手。萧梁袁昂《古今书评》评其书应规人矩,方圆乃成。北齐魏收《魏书》载江式延昌三年上表云:陈留邯郸淳亦与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仓》、《雅》,许氏字指,八体六书精究闲理,有名于揖,以书教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唐人李延寿《北史》所记载的也略同上说。赞同这种观点的还有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清人阎若璩《尚书吉文疏证》、清人杭世骏《石经考异》、清人孙星衍《魏三体石经遗字考》等。
二则认为是出于邯郸淳而由嵇康书写。此说流传甚广,影响至今。全祖望于《石经考异序》中首先提出此观点。近年来的数部大的着作如台湾省林尹、高明主编的1968年版《中文大辞典》石经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的修订版《辞源》三体石经条;俞剑华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邯郸淳条;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魏晋南北朝书法》正始石经释文等皆取此说。
三是为魏国书法名家卫觊所写。卫觊系河东安邑人,汉末为司空掾属,魏国既建,先后任侍中、尚书、閺乡侯。清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称其鸱视虎顾,雄传冠时。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也称其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正式称帝以魏代汉的《魏受禅碑》,即是卫觊以金针八分书,在魏初可谓名盛一时,深得曹氏亲信。谓卫觊为《三体石经》书人源于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引《四体书势》云:魏初传古文音,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
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清代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冯登府《魏石经考异》及近人杨守敬《魏三体石经残字跋》都主卫觊书,云:此石经即卫敬侯书,不然,石经失淳法与敬侯何涉而载之于《恒传》耶?此亦从未经人道破者。
四则认为是魏国文学家嵇康所书之,嵇康是一代名士,与阮籍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他的书法很有名,尤精草书。唐人张怀瓘《书断》谓叔度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说嵇康为《三体石经》书人是依据同时代人赵至亲眼目睹。《晋书。赵至传》云:赵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阳……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徘徊视之不能去。嵇康子嵇绍《赵至叙》亦云:年十四,人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清人朱彝真《经义考》,刘传莹《汉魏石经考》及周贞亮《魏三体石经残石拓本跋》等皆据此主嵇康书。第五种观点认为是张揖所书。王献唐《汉魏石经残字叙》据北宋郭忠恕《汗简叙略》并改动《魏书。江式传》文字,主张揖书。
第六种认为是三国魏书家韦诞写的。吴维孝《汉魏石经考》卷三亦据《魏书。江式传》,主韦诞书,云则正始之经其或出诞属之手欤?韦诞之书,诸体并善,尤精署书,魏之宝器铭题,皆出诞手。又传诞作剪刀篆,并善飞白。此外,除上叙六说外,近来也有人认为《三体石经》是多人合作之作,而非一人力所能及。范邦瑾在《书法研究》上撰文《魏〈三体石经〉书人略论》提出了这种看法。从《三体石经》所刻碑文名字的字体大小、笔画写法和书法风格来看,极不相似。王国维《魏石经残石考》云:品字式者古文、篆、隶三体似出一手,直下式者则三体似由三人分别书之,而书品字式古文与书直下式古文者亦非一手。不独书人不同,即文字亦不画一。所以,《三体石经》非一人所书,而是由集体合作书写的,但书写人的具体名单,因原碑损毁严重,自宋以出土残石均未见有书人姓名,加上《三国志》等文献的阙载,在新的考占资料发现以前,目前也不能妄加推断。

与金农同时代的张庚在《国朝画征续录》中称金工诗文、精鉴赏,“年五十余,始从事于画,涉笔即古,脱尽画家之习,良由所见古迹多也”。初写竹,继画梅、画马、写佛像。“其布置花木,奇柯异叶,设色尤异,非复尘世间所睹,盖皆意为之,问之,则曰:”贝多龙案之类也。‘“金农本人60岁后也曾写出一批《题画记》,文笔清奇,出语不凡,故广为流传。观其记,使人们看到他不仅能画梅、竹,画马、画佛,且善写真。可谓从人物山水至花果园蔬,无一不能,无一不精。遂使世人对他大器晚成的绘画天才深信不疑,金农亦就一直以扬州八怪之首领,清代画坛的巨擘名垂画史。
  与此同时,对金农画艺持相反看法者亦不乏其人。乾隆时期的俞蚊在他的《读画闲评》中云:“钱扩金寿门树帜骚坛,声称藉甚。客居维扬,两峰师之。惟谦每作画乞其题咏,署名其上。时人遂争购之。其实寿门固未尝有片褚寸缣之作。而张浦山《画征录》得诸传闻之误也。”俞在这里把话说得很绝,金农根本不曾作画,所传金画都系弟子罗聘代笔,而张庚在《画征录》中对金的评述纯系讹传。另一乾嘉时期的人文人谢堃在《书画所见录》中亦云:“寿门之书,行楷实佳,直人唐人之室。至于梅竹,直不堪问。”以谢之见,金似曾动笔画过梅竹,但水平是“不堪问”的。
  金农的挚友杭世骏(按杭与金是同乡又是南屏诗社的同人,并于乾隆元年与金同赴北京应举鸿博,晚年亦客居扬州)在他的《道古堂诗集》中有一首《咏项均画梅歌》,先赞项均画梅不凡,可与华光比肩,接着说项“偶然耽究作诗旨,屈首金髯称弟子。髯兮爱钱不动笔,均也甘心画不止。图成幅幅署髯名,浓墨刷字世便惊。”诗中明确指出项因学诗拜金农为师。金爱钱不动笔,项心甘情愿为金代笔,在金以其风格独特的书法署款后,世人便趋之若鹜。
  金农另一老友让山和尚对金作画之事有更为直率的评说。金农与其弟子罗聘合作卖画之事,让山早有所闻,金亡后,罗去杭州看他,罗于酒后认证了这些事。于是让山在为别人题跋金农的作品时,把这一段始末写上,并题诗一首:“师借门生得画钱,门生画亦赖师传。两家互换称知己,被尔瞒人有十年。”根据上述材料,有学者认为:俞蛟与谢堃都与金农无直接交往,其说恐有轻薄之嫌。杭世骏和让山异口同声地指出金不会画,所传画作为弟子项均、罗聘代笔。杭、让与金是挚友,绝不会在金死后于诗中刻薄故友,其实说到底金农这种设局瞒人的作法是玩世不恭的大游戏。在杭、让看来,死去的已成过去,活着的还年轻,要生存,故正本清源,为老友的弟子张目亦是顺理成章的。其实金本人在其题画记中亦多处提到为他代笔的学生,惟言多闪烁,如《自写真题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聘学诗于余,称人室弟子。又爱画,初仿余江路野梅,继而又学余人物蕃马,奇树窠石。笔端聪明,无毫末之舛焉。”在这同一本《自写真题记》中,金对项均亦有一段长跋:“项生均初以为友,尝相见于花前酒边也。一日将诗代贽,执弟子之礼游吾门。乃拜请曰:愿先生导且教之。其为诗简秀清妙,状其长身,如鹤之癯而高出一头也。
  近学予画梅,梅格戍削,中有古意。有时为予作暗香疏影之态,以应四方求索者。虽鉴别若勾处士,亦不复辨识非予之残煤秃管也。嗟乎!前年得罗生聘,今年又得项生,共结诗画之缘也。“前段题记我们或者可理解为:罗是金的诗弟子,又为金代笔作画,除梅花外,还代画人物、蕃马及树石。后段题记则明确地点出项为他代笔画梅花,且连勾处士之流的鉴赏家亦莫分辨。
  如此看来,金农的画室实乃一书画作坊,即在金的督导下,由罗、项作画,金作诗题署,这类作品或可称师生的诗书画合壁。金何以在题记中唯独点出项为其代笔,自有其良苦用心。这与他的《自写真题记》的背景有关。在1759年,也就是金73岁时,大概受到老友汪士慎之死的震撼,感到来日无多,遂制作并题署了一批目写真分赠友人、弟子,语多怀旧、伤感。作为老师,金不为罗聘担心,倒是为项均这个性格与画风内向,又是他最偏爱的学生的前途有所忧虑,故留此伏笔,或可对其日后独立谋生之时不无补益。
  金农传世画作代笔问题,张大千、徐邦达诸先生亦曾予以指出过,如此说来,金农有无亲笔画作传世?有论者指出,检视所有能够看到的金农题署、款印皆真的作品中,有一些显然不是弟子代笔而是他晚年的真笔,如题为73岁所作的《月华图》、74岁所作的《蕃马图》,画中造型生涩勉强,处处流露出一种力不从心的迹象。可惜这类画作流传甚寡,其因有二,一是金农本来画得就少;二是金的亲笔画与代笔画在质量上有天壤之别,当时的买家与后来的藏家被其代笔画所障眼,而未能充分注意甚而误会了这类亲笔画。
  金农作为一个文人画家,尽管他的亲笔画技法生涩稚拙,但却是纯粹的文人画。中国传统美学一向给予文人画以特殊的标准和地位,因此对金画不可仅以技法论。应该看到,在这类稚拙的金画中充满了一种古朴天真的趣味,这也正是近代美学家所最推崇的真挚。
  传世的金农画作,哪是代笔?哪是真笔?其庐山真面目不容易识别(罗文中)书法篇《三体石经》何人所书?
  《三体石经》又称《正始石经》,建于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刻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共约二十八碑立于河南洛阳,是我国继东汉《熹平石经》后建立的第二部石经。此经用古文、篆、隶三种不同的字体刻写,因此在我国书法史和汉字的演进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体石经》也由此而得名。石曾佚,传世的拓本皆为宋人摹本。后在清代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洛阳东龙虎滩村发掘出残石出土。1922年洛阳东大郊朱家古墩(距龙虎滩隔岸约二、三里)也发掘出三体石经巨石一方,表里刻《尚书。无逸。君奭》及《春秋。僖公。文公》经文,正面存字34行,反面存字32行,为洛阳商人所购,后凿裂为二,损二十五字。在三种字体中,古文一体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北宋郭忠恕著《汗简》,引用《三体石经》古文有122
字,夏竦著《古文四声韵》,引用石经古文亦达114
字。但这些碑文出自谁人之手呢?历代学者众说不一。
  一认为是出于汉魏间的著名书法家邯郸淳之手。萧梁袁昂《古今书评》评其书“应规人矩,方圆乃成”。北齐魏收《魏书》载江式延昌三年(514
年)上表云:“陈留邯郸淳亦与(张)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仓》、《雅》,许氏字指,八体六书精究闲理,有名于揖,以书教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唐人李延寿《北史》所记载的也略同上说。赞同这种观点的还有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清人阎若璩《尚书吉文疏证》、清人杭世骏《石经考异》、清人孙星衍《魏三体石经遗字考》等。
  二则认为是出于邯郸淳而由嵇康书写。此说流传甚广,影响至今。全祖望于《石经考异序》中首先提出此观点。近年来的数部大的著作如台湾省林尹、高明主编的1968年版《中文大辞典》“石经”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的修订版《辞源》“三体石经”条;俞剑华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邯郸淳”条;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魏晋南北朝书法》“正始石经”释文等皆取此说。
  三是为魏国书法名家卫觊所写。卫觊系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汉末为司空掾属,魏国既建,先后任侍中、尚书、閺乡侯。清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称其“鸱视虎顾,雄传冠时”。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也称其“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220
年)正式称帝以魏代汉的《魏受禅碑》,即是卫觊以金针八分书,在魏初可谓名盛一时,深得曹氏亲信。谓卫觊为《三体石经》书人源于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引《四体书势》云:“魏初传古文音,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卫觊)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
  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清代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冯登府《魏石经考异》及近人杨守敬《魏三体石经残字跋》都主卫觊书,云:”此石经即卫敬侯书,不然,石经失淳法与敬侯何涉而载之于《恒传》耶?此亦从未经人道破者。“
  四则认为是魏国文学家嵇康所书之,嵇康是一代名士,与阮籍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他的书法很有名,尤精草书。唐人张怀瓘《书断》谓“叔度(嵇康字)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说嵇康为《三体石经》书人是依据同时代人赵至亲眼目睹。《晋书。赵至传》云:“赵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阳……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徘徊视之不能去。”嵇康子嵇绍《赵至叙》亦云:“(赵至)年十四,人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清人朱彝真《经义考》,刘传莹《汉魏石经考》及周贞亮《魏三体石经残石拓本跋》等皆据此主嵇康书。第五种观点认为是张揖所书。王献唐《汉魏石经残字叙》据北宋郭忠恕《汗简叙略》并改动《魏书。江式传》文字,主张揖书。
  第六种认为是三国魏书家韦诞写的。吴维孝《汉魏石经考》卷三亦据《魏书。江式传》,主韦诞书,云“则正始之经其或出诞属之手欤?”韦诞之书,诸体并善,尤精署书,魏之宝器铭题,皆出诞手。又传诞作剪刀篆,并善飞白。此外,除上叙六说外,近来也有人认为《三体石经》是多人合作之作,而非一人力所能及。范邦瑾在《书法研究》上撰文《魏〈三体石经〉书人略论》提出了这种看法。从《三体石经》所刻碑文名字的字体大小、笔画写法和书法风格来看,极不相似。王国维《魏石经残石考》云:“品字式者古文、篆、隶三体似出一手,直下式者则三体似由三人分别书之,而书品字式古文与书直下式古文者亦非一手。不独书人不同,即文字亦不画一。”所以,《三体石经》非一人所书,而是由集体合作书写的,但书写人的具体名单,因原碑损毁严重,自宋以出土残石均未见有书人姓名,加上《三国志》等文献的阙载,在新的考占资料发现以前,目前也不能妄加推断。
  (傅丰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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